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接受南方日報、南方+專訪時認為，全會提出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對穩定各方預期至關重要。貫徹落實全會精神，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要在市場起不到作用的領域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在推進政府轉型的同時引導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記者：在您看來，此次通過的《決定》有哪些突破和創新，對下一階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遲福林：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推動改革的時代背景、內外環境、重點任務、內在邏輯都正在發生重大深刻變化。例如，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在出現新的結構沖突與對抗，風險與挑戰不斷上升；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進入老齡化社會，如何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等，都是需要研究解決的重大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戰略部署，對于各方面工作都具有重大指導作用。
《決定》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比如，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強化公平競爭審查的剛性約束，明確“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等，都將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揮重要作用。
記者：《決定》將“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七個聚焦”首位，這樣安排的用意何在？
遲福林：面對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我國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全局性重大課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全會提出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對穩定各方預期至關重要。要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基本目標，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重大任務，以促進形成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市場體系為基本要求，以制度型開放與制度性變革融合為突出特點，實現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的突破與創新。
要在“市場失靈”領域有效發揮政府作用
記者：《決定》用專門章節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新提法新舉措令人期待。這對民營經濟發展將帶來哪些利好？
遲福林：4年前，我到浙江桐廬調研，感觸特別深。從經濟規模看，桐廬不是浙江最發達的地方。但通過快遞、電商等民營經濟發展，很多鄉村整村共同富裕，帶動了城鄉一體化發展。民營經濟不僅具有“56789”（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的重要作用，更是我國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
當前，預期弱化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全會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推出許多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有利于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接下來，還應從法律層面強化對民營企業家的人身權、財產權、創新收益權和經營自主權等合法權益的保護，需要借鑒浙江經驗，以“店小二”為突出特征推進政府轉型，加強精準服務，引導民營企業轉型升級。
記者：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決定》提出“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具體要求，體現了怎樣的改革思路？
遲福林：“放開搞活”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一個基本經驗。今天，面對內外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仍然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任務，是實現“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核心問題。
要“放得開”“放得活”，關鍵是有效市場；要“管得住”“管得好”，關鍵是有為政府。政府要在市場起不到作用的領域有效發揮政府作用，應該退出的領域要堅決退出，應該清理的市場干預措施要予以破除。也就是說，核心問題在于明確哪些事情政府應該做，哪些事情政府不應該做，先立后破。
記者：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應如何推進國資國企改革？
遲福林：要充分發揮國資國企特別是央企在資源、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加大投資力度，成為以人工智能為重點的重大新型基礎設施的主要建設者；要充分發揮國資國企在創新平臺、人才、資金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基礎創新的重要推動者；要有效發揮國資國企產業布局優勢，促進央企國資加大對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領域的項目投入力度，使其成為縮小城鄉差距共同富裕的重要促進者；要有效發揮國資國企在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的優勢，推動建立與中小企業間的供需匹配、協同創新、成果共享等合作機制，使其成為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帶動者。
期待廣東在制度型開放中走在前列
記者：對廣東落實《決定》精神有何期待和建議？
遲福林：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肩負著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務。《決定》強調，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廣東正是在擴大開放上敢為人先，通過以開放促改革，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
《決定》明確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對此，廣東要率先實現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努力打造制度型開放先行區，借助其在外資外貿、消費市場、產業基礎、地緣區位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對接港澳，實現與國際通行規則對接的重大突破，努力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積極探索、走在前列，努力形成“廣東示范”。
記者：《決定》提出，要“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對協同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何建議？
遲福林：海南自貿港和粵港澳大灣區都是國家戰略，二者的相向發展是戰略性要求。海南有開放優勢，但產業基礎薄弱，市場主體少；粵港澳大灣區有產業市場優勢，但服務貿易一體化尚未破題。這兩個區域結合在一起，將可以形成未來中國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戰略支撐、重要區域發展亮點，也更有利于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一點兩地”全新定位。為此，要以港灣融合發展合力提升其在我國新發展格局中的戰略支撐作用，在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上率先突破。
具體而言，需要以產業一體化為重點、以政策銜接為突破口、以體制對接為保障，推進港灣經濟一體化。其中，推進港灣產業一體化是實現港灣“優勢互補、聯動發展”的重中之重，包括海洋產業、熱帶農產品加工、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還應推動實現重點產業開放政策銜接，建立產業協同體制機制等。